2013年，叶鹏智以“官员不是百姓奴隶”为由反对财产公开。十年后，这种论调背后的问题仍未解决，制度化监督与反腐的矛盾愈加尖锐，需深刻反思。

内蒙古基督徒王洪兰等因高买低卖销售正规出版圣经，被控“非法经营罪”。律师称控罪无依据，案件引发社会对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的广泛关注。

涿州水灾摧毁了野三坡的家园与生计。一年过去，这里仍满目疮痍，灾后重建迟缓，中共的冷漠与无作为暴露无遗。

山西省妇联对郑慧进行系统性迫害，扣押档案、剥夺退休保障，致其65岁仍无生活依靠。此事凸显基层权力滥用与制度不公。

五十年计划生育政策，从强制“一胎化”到“三胎鼓励”，暴露中共政策的随意性和功利本质，反映出其对民众权利的长期压迫与冷漠。

武卫东卸任唐山市委书记后首次公开亮相，唐山反腐风暴再引关注。在一个官员拒绝公开、不受监督的体制内，反腐被质疑成了铲除异己的工具，更像一场荒诞的政治“笑话”。

山东济宁高春红实名举报警察敲诈600万元，揭露职位买卖及司法腐败，指控警方滥用职权拘留虐待家人，呼吁上级介入调查。

泗洪暴力维稳命案引发关注：访民顾元英惨死，丈夫吴宝石刺杀施暴官员，公民孙家闯因转发报道被抓捕，多人遭警方威胁删帖。地方政府滥用权力掩盖真相，维稳体系引发舆论质疑。

江苏泗洪县地方政府暴力维稳致访民顾元英惨死，其丈夫吴宝石在绝望中反杀两名维稳官员，协助维权的陈永波则遭非法抓捕和长期骚扰。泗洪官场滥权暴露出地方治理的冷血与失控。

甘肃兰州交通大学原党委常委、副校长李宗义因“严重违纪违法”被开除党籍，罪名之一竟是“长期信仰宗教”。事件暴露出中共体制内对宗教信仰的严控与党性至上的荒谬。

辽宁省长李乐成在会议上提出“办事不找关系、用权不图好处成为常态”，却因其“反常态”的说法遭网友质疑和调侃。有评论指出，没有制度性保障，这类口号不过是“掩盖缺失的宣传。

深圳福田区棚改项目引发信访潮，黄思静一家因信访遭暴力对待，幼子患重度精神疾病，书记黄伟65次信访无回应。信访制度的崩塌折射出基层治理的乱象。

深圳报业集团退休员工聚集维权，抗议高管层年薪170万与普通员工低薪的悬殊差距，揭露集团管理腐败和推诿责任，事件反映国企利益分配失衡问题，呼吁社会关注公平正义。

云南富宁县一中学生因质疑学校资金用途，被开除学籍后又被送去精神鉴定，引发公众热议。这一事件揭示了极权体制下，批评者被扣上“精神病”标签的荒谬现实。

宁夏固原12岁男孩遭中共恶警殴打，揭露了习近平独裁统治下公安系统的本质：从执法机构沦为权贵的“看家狗”和“打手”，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。

抚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处长、中共党员米孝龙被实名举报长期性骚扰军嫂并破坏军婚。举报者为何选择公开拉横幅的方式？这一案件暴露了举报维权之路的艰难，司法失效与权力保护伞的肆虐再度引发社会关注。

在中国，实名制侵蚀了百姓的隐私，却成了中共官员掩盖财富和国籍的保护伞。这样的“双重标准”不仅暴露出中共的腐败本质，更是对人民的全面控制和掠夺。

重庆建工集团原党委书记魏福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，罪名包括“私自阅看严重政治问题网络文本”和大搞权钱交易。案件暴露中共官场的黑帮化和意识形态高压的荒谬本质。

人民日报旗下“人民网”微博疑似嘲讽称中国人民为“鱿鱼”，引发对清零政策核酸检测强制排队的讽刺与反思。舆论哗然，官媒公信力受质疑。

山东律师于凯因提议废除“寻衅滋事罪”，遭司法机关停业处罚、党员除名，并被指控“恶意炒作”。这一荒唐打击暴露了权力滥用与压制异见的恶劣行径。于凯致信全国人大沈春耀，要求彻查此案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