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4月11日，山西省晋中市祁县法院一纸判决，将白血病患者、疫苗受害维权者赵雅静再次送入铁窗。判决书上写着“寻衅滋事”，刑期2年9个月，刑满之日是2027年8月20日。而在现实中，这位1993年出生的年轻女性，正在白血病的病痛中煎熬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她对律师说：“我不会上诉，我就准备死在监狱里了。”

赵雅静是谁？她不是暴徒，不是诈骗犯，更不是网络煽动者。她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，是新冠疫苗推广政策的响应者，是一名病患、妻子与母亲。只是因为她想为自己病重的身体找一个说法，为丈夫的抗议讨一个公道，她就必须面对公安、检察、法院三重打击——她的病痛未曾治愈，反而成了官方维稳的“安全隐患”。

这不仅仅是一桩个案，更是一条令人心寒的系统性路径：从接种疫苗，到病情爆发；从申请鉴定，到抗议上访；从信息表达，到刑事立案；从家庭求医问药，到人被戴上镣铐。赵雅静之路，已经成为中国疫苗受害群体的典型样本，也成为维稳型司法吞噬个体生命的沉痛注脚。

一次接种，两场命运交锋

2021年，疫情在全国爆发之际，赵雅静作为晋中祁县普通村民，配合国家防疫政策，接受了两针科兴新冠疫苗。接种后不久，她身体突感不适，起初以为是过敏或季节性疾病，然而症状持续恶化，最终在医院被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。

一个健康女性，疫苗接种后短期内罹患重症，足以引发公众对疫苗安全性的质疑。但赵雅静并未急于对国家疫苗提出指控。她和丈夫王宏艺选择了官方认可的方式——申请医学会进行接种异常反应鉴定。

结果却是一次令人绝望的打击。

2022年11月，赵雅静本人未被允许到场、无体检、无质询，仅凭几份病历，医学会便迅速作出结论：赵雅静的病情“与疫苗无关”，属于“耦合症”。“耦合症”这个模糊而技术化的术语，几乎成为近年疫苗受害投诉中的“万能挡箭牌”。在制度化推责机制下，个体遭遇被迅速掩盖、归零。

赵家人不认可这一说法，也不愿就此沉默。他们开始不断上访，向更高层级的卫生主管部门投诉，要求重新鉴定、公开透明。但他们很快意识到：一个农民家庭根本没有能力对抗背后盘根错节的政府系统。

从上访到入狱：维权即犯罪的铁轨逻辑

2022年11月底，赵雅静和丈夫王宏艺，带着“新冠疫苗致死致残，生命至上，负责到底”的标语，与数位疫苗受害家属一起赴京，在国家卫健委门口和平陈情。他们统一着装、没有喧哗、没有聚众堵门。他们只是站着，沉默而有尊严地展示自己的身份和诉求。

但回应他们的，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定罪与打压。

王宏艺被以“寻衅滋事”罪名刑拘，并很快被祁县法院判处6个月徒刑。在当局眼中，这种跨地域联合上访、公共表达，就是“扰乱秩序”，就是“构成威胁”。

赵雅静的遭遇更为极端。早在北京上访之前，她因在微信群里讲述疫苗受害经历，也曾被祁县公安以“寻衅滋事”罪名拘留。之后虽因病重取保候审，但她已被列入重点维稳对象名单。她的每一次发声、出行，甚至是看病，都被政治化处理。

2023年7月，赵雅静病情反复恶化，不得不前往北京寻医问药。但当地政府派出维稳人员将她强制带回，理由是“帮助解决困难”。然而，所谓“帮助”，从未带来医疗援助或经济补偿，却换来更紧的监控和随时可能被带走的风险。

法律的铁拳，向病人挥落

2024年11月21日，赵雅静再次被祁县警方刑事拘留；2025年2月27日，祁县检察院以“寻衅滋事”罪名正式批捕；4月11日，她站上被告席，等待的不是医疗救治，而是来自法律的重判——2年9个月。

一位白血病重症患者，被多次抓捕、监视居住、刑拘、开庭，仅因为她想证明：自己的病不是“巧合”，国家应该承担应有责任。这不是法律正义的体现，而是“依法维稳”的典范。

更令人寒心的是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，赵雅静多次表达放弃上诉，甚至流露“死在监狱里”的绝望情绪。而她的丈夫王宏艺，则多次公开疾呼：“她的病是事实，证据也在，希望国家不要怕承担责任，更不能逼死人！”

制度与人命之间，是否只能二选一？

赵雅静案绝不是孤例。近年来，随着新冠疫苗后遗症受害者数量上升，越来越多维权者遭遇打压。2023年，一位疫苗致残儿童母亲在国家卫健委门口自焚；2024年，江苏疫苗受害者李艳被判刑一年半；如今赵雅静的判决，只是这条不断延伸的压迫链条上的又一枚铁钉。

令人震惊的不是国家不承认疫苗问题，而是国家用整个司法系统去碾压那些试图为生命讨说法的人。寻衅滋事、非法集会、扰乱秩序，这些“口袋罪”正成为压制疫苗维权者最廉价、最常见的工具。

对重病患者而言，被捕意味着错过治疗窗口；对一个家庭而言，维权意味着被彻底摧毁。对整个社会而言，这种执法与司法系统的“自动维稳化”，则意味着公民表达渠道的全面封死。

尾声：赵雅静还活着，但我们呢？

截至本文发稿时，赵雅静仍被关押在山西省晋中市看守所，病情没有明确救治方案。她的丈夫在社交平台呼吁律师、媒体、人权机构关注此案，但多数渠道保持沉默。

一个国家是否伟大，不在于其是否有疫苗，不在于其是否能“清零”，而在于当接种疫苗后出现问题时，是否有勇气面对责任、接纳异议、保障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严。

赵雅静案已经不是单纯的医疗事件，也不是孤立的法律问题，而是一个制度在面对个体命运时做出何种选择的试金石。

赵雅静还活着，她在看守所里坚持；但我们呢？在围观她命运沉沦的同时，我们是否也已习惯了沉默、放弃了对公正的坚持？真正的“疫苗”或许不是药水，而是公众对真相与正义的免疫力。

作者｜王磊
编辑｜程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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